我今年97岁，党龄已有74年。回顾过往，19岁时我心中坚定的信念——“我的生命，理应为人民服务”——始终伴随着我。

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中成长，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循父母的期望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攻读医预科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冲破阻碍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解放区传来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加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。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，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抵达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成为团队的业务骨干。由于许多队员缺乏专业训练，在处理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有偏差，我便耐心逐一纠正。队员们见我颇有心得，便推荐我打拍子，就这样，我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也因此应革命工作的需要，不知不觉地开启了。

文工团的经历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，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和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听到乡亲们随口唱出的朴实歌声，那般真诚动人，充满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拥有怎样的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源于人民，并应为人民服务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了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到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为期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日夜钻研专业，反复研读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旁听排练，观看演出，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由此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的成长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在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希望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这份艺术。这件看似微小的事情，我一直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致力于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花费巨大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就此止步。歌剧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就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即使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努力促进民族在健康、活力和创造力方面不断发展。

近些年，我常被人们称为“硬核奶奶”，因为我已年过九旬却依然坚守在指挥一线。这不过是因为认定该做的事情，便竭尽全力去完成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时，我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疾病来临就积极治疗，若是无法避免的，就抓紧时间完成未竟之事，以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挺过来了。

不久前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授课。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疲惫。一天7个小时的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值得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主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要有健全的人格。要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正与生命和时间赛跑，希望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从19岁投身革命起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践行了一辈子。

我一直认为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因音乐而充满活力。我一生未做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努力做好分内之事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。

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，我没有别的奢求，唯独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，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作者系指挥家，由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